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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从九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也未提如何消化前期刺激政策问题，只说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并强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集中度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在银行管理方面，要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意识和技术水平，改变依赖同业和央行进行短期资金管理的习惯，加强对资产负债期限的主动管理，尤其要把短期期限的缺口控制在适当水平。

通过大致估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86%左右都与房地产市场相关。其次， 我国目前整体通胀预期较温和，不具备大幅提升官方基准利率的条件，同时从金融市场各种产品的定价来看，一些通胀预期也已经基本提前反映在价格之中。此外，近年来，商业银行大量开展的同业业务增长迅速，并进行错配以谋求最大化盈利，导致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期限错配问题更加严重。从存贷款结构来看，相较于资金投向的长期化趋势，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并未同步提升，商业银行内在流动性错配进一步加剧。不过，由于房地产相关贷款存在较高的安全边际，即使房价全国普跌，贷款仍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坚持双轨制运行，加大保障房供应力度，相比新加坡、香港公共住房覆盖面已分别达到82%和48.4%，将保障房在住房市场中的占比提高至30%。微观层面，银行信贷资金进一步向房地产行业集中。第二，请问一个自愿的生产组织，你进去以后死活不让你出来，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呢。

葛雪松：有学者称，产权可以认为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合约是很重要的，只要这种使用权经营权，可以一定程度上自由流转，这个体系进行改革比起一定要恢复到特定的私有制有什么不同呢? 文贯中：如果不重要的话，为什么不给人家，你就要自己死活掌握这个所谓不重要的东西呢。导致农民不干活，粮食产量急剧下降，饥荒普遍发生。中国现在走了一个自杀型的道路，它把土地以各种自己吓自己的理由控制起来，比如18亿亩耕地、粮食安全。它违背世界城市化的普遍规律。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这种涨价归公它是用在城市化上面去。继续拒绝把土地所有权给农民的理由实在是非常的勉强。

在一个自称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却要限制一个很重要的阶层到这些大城市来，这不奇怪吗?几十年来他们为这些大城市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城市现代化了，你不能过河拆桥吧? 中国现在走了一条自杀型的土地道路 葛雪松：您能不能结合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分析一下服务业的发展，我们有哪些主要的障碍?现在出口导向型的加工制造业，是不是还会持续萎缩? 文贯中：服务业确实以后是一个主要的方向，它是可以源源不断，而且可以永远地吸收剩余劳动力。所以内生的城市化必然是各地最贫困的人先过来。同时，又对长期存在的城中村里面的脏乱差无视，漠视和敌视，恨不得把它们随时拆掉。第三，市场配置是什么意思呢?市场配置是由要素的价格来配置。

葛雪松：把选择权还给农民? 文贯中：还给农民，而且在历史上这种选择权的归还起到很大的作用。确实它还是处于一个中等发展的阶段，如果改革不顺利，中国就陷在中等收入的陷井。你已经提出中国梦，你不可能把农村人口和农民工那么大的一个阶层留在这个梦之外，让他们住在城中村里自生自灭，或者赶到乡下去住。把选择权还给农民 不要搞强迫性的集体化 葛雪松：土地私有化是不是一条必由之路?就我国现行的农地经营权可转让的改革方向，它是能够解决根本问题? 文贯中：我的提法是要允许农民有退出现存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自由和权利，这和土地私有化是等价的。

理论上分析这个涨价归公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所有的物品它都会有涨价和跌价，为什么唯独各个阶层当中来说比较贫困的阶层，它的财产如果涨价的话也归公?你有豪宅的人你涨价了归公吗?为什么其他人不归公，比较穷的农民的东西要归公。不实行绿卡的话，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跑到美国，那行吗?可是，现在我们的城市要限制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公民。

现在已经2.6亿的农民工在一个很悲哀的状况当中，游离于城乡之间，以后会更多，变成3亿、4亿，如果不解决的话，你怎么办。  在当前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空城、鬼城，但是约2.6亿农民工穿梭于城乡之间，在农村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土地，在城市没有户口和与贡献相当的福利。

中国传统上所谓户籍制度是要知道有多少人，或者要收税。1958年以后搞的户口制度，逐渐逐渐变成一个使城乡分隔的二元结构固话的制度。董辅礽老师曾说人民公社是农奴制。中国现在表现为消化真正的外来农村人口能力很差，但是又强迫本地的农民变成市民，目标又是对着他们所有的土地。如果改革不顺利，中国就陷在中等收入的陷井。然后你根据这种价格信号来制定你的规划。

避免发展低端服务业的原因是，地方政府说我不要吸收农民工。到处都是地王，盖出的房子更是天价。

为什么其他人的东西不归公，比较穷的农民的要归公? 葛雪松：您的文章里也认为土地转让的时候应该尊重政府实施的规划权。所以，相对经济结构来说，这是一个畸形的社会结构。

但如果是用来限制人口的迁徙和定居的自由，就有问题了。有观点认为，如果是一种公有产权的模式，这块利益可以相对公平的分配。

除非你向世界宣布，我这个中国梦只是一部分人，你能宣布吗? 葛雪松：您怎么看未来中国经济还能实现良性的增长来支撑城市化? 文贯中：如果制度性的一些障碍能够清理，甚至能够消除，中国是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它打着的名义是这个公可以为全体老百姓牟利的。现在的城市化简直就是把农民工当成另外一个阶层，各种场合都在排斥他们。除非你向世界宣布，我这个中国梦只是一部分人，你能宣布吗? 葛雪松：目前实际上中国的经济结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有制控制了很多经济命脉，造成了很多消耗和浪费，您对国有制的改革有什么建议? 文贯中：如果我们强调要素市场起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些企业也必须在要素市场上平等地跟民营企业竞争，他们如果能够幸存也好，我没有说我故意把他们消灭掉。

一个自杀型的土地制度使得服务业很难发展起来。同时又抱怨他们的素质如何差。

地方政府的这种财政收入能否承担的了这种新增的福利要求，是否有动机推进这个事情? 文贯中：户口制度肯定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它不符合内生增长的要求，中国目前为止不存在哪个要素市场，所有的事情都给政府包下来了，这种城市化是外生的，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公正的，也出现了很多鬼城、空城和死城。

现在轮到第三次，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选择留给农民，是农民自己的生产资料，为什么他们没有发言权，他们要退出，那是他们的事。你那么贵，服务业就没法发展，因为很多服务业是低端服务业。

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遵循边际报酬递增规律，让城市化的进程真正把农民吸收进去。对此，美国三一大学教授文贯中接受凤凰财经的专访，称中国的城市化与世界规律相反，应换土地所有权给农民，让土地自由交易。如果是私有产权，可能规划到好的地区的这些人他得到了更多的财富，觉得这种做法可能是不能接受的，您怎么看? 文贯中：现在既然没有土地私有，也没有真正的土地市场，城市化要进行，政府继续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配置土地。富人已经有房子住了，农民工也没有这个收入跑到空城里面买豪华型的房子。

中国的做法市什么呢?跑马圈地!一次性掠夺，弄成一个空城、鬼城放在那，下一轮官员上来又去圈地，又搞一个空城、鬼城，何苦呢。比如说华生教授他就认为以小产权房为例，土地用途的这种转变本身实际就与现行的政府规划是相冲突的。

中国现在的一个问题恰恰是没有土地市场，也没有土地的交易，因此没有这个信号纵观30多年来的发展轨迹，我们基本是依靠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来支持经济的高增长，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发展道路。

五项任务同时明确了结构调整的重点。对此，不能苛求于前人。